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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北,找到最北 | 萬里邊疆教育行

發布時間:2019-09-29 作者:張瀅 來源:《中國民族教育》雜志

摘 要: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本刊所屬的中國教育報刊社于今年6月初啟動“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萬里邊疆教育行”(以下簡稱“邊疆行”) 大型融媒體報道活動,分9路出發,深入全國9個陸上邊疆省份: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甘肅、新疆、西藏、云南、廣西。報道組走進一所所國門學校,與長期扎根邊疆的教師面對面交流,體驗他們在邊疆的生活,感受邊疆教育發展的巨大成就。 本刊特邀報道組成員,傾情講述他們的邊疆行故事。有別于傳統報道的宏大敘事,這是真心與真情浸潤的行走體驗。于行走間,記者們的思想與心靈也因為走近、貼近、親近,而得到了凈化與升華。透過記者們的筆觸,我們仿佛身處一幅祖國邊疆教育的偉大畫卷,也由衷地接受了一次愛國主義教育的洗禮。

今年暑期,我有幸加入中國教育報刊社“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 萬里邊疆教育行”融媒體報道組,和同事們一起前往祖國的最北極——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漠河市。本文所談到的所有內容,基于我在當地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感,以及我個人淺薄的閱歷與職業經歷。

身在最北,何處是北

盡管地理書上說“我國南北方的劃分是秦嶺淮河一線”,但顯然,對南與北的認識是因人而異的。甚至有這么一個笑話,說在廣東人眼里“廣東以北的所有地區都是北方”。

那么,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方位感?

以成長在我國東南沿海某省的我本人為例,到北方上大學之后,才知道找到北就意味著不會迷路。也才理解了,作為引申,玩笑話“找不到北”,通常的意思是失去方向、沒有頭緒,是心靈迷了路。

黑龍江省漠河市北極鎮北極村,是我們此行的第一站,也是人們心目中我國的最北之地、極寒之地。冬天最冷的時候,這里可以達到攝氏零下50多度。

其實,最早這里不叫北極村,而叫漠河村。熟知中國歷史的人會知道,直到清代《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前,中國領土的最北端還可以從漠河向北延伸數千公里。

漠河村的演變承載著一段沉重的歷史:清代以來,這里先是從江邊的一片少數民族游牧地,變成一個多民族雜居地,又因《璦琿條約》的簽訂,淪為邊境線上的一個自然村,再從一個邊防駐地,因俄羅斯人盜采黃金而成為盜匪入侵的前沿陣地。隨著清代漠河金礦局的設立,這個小村莊的地位漸漸變得重要。

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這里建立了民主政權,讓這個小村莊煥發了新的生機。經歷數次合并、改名,如今,北極村已經是它響當當的名字。

21世紀初,北極村和大興安嶺林區的其他地方一樣,受到禁止商業性采伐的影響,大量林業工人下崗,經濟面臨痛苦轉型。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最北”概念經濟在當地深入人心。

現在,在這個小村子里,隨處可見“最北”的標識:最北銀行、最北郵局、最北醫院、最北飯店、“最北一家人”……當然,還有被“最北”環繞的北極鎮中心學校——人們眼中的“最北學校”。

在學校采訪的第一天,我和同事們忙于完成既定的拍攝任務,對于“最北學校”視頻的主題幾乎毫無頭緒。整體感覺下來,這所“最北學校”似乎和全國其他地方的學校并沒有太大不同。

晚上八九點鐘,看著天空始終不肯離去的夕陽,看著北極村熙熙攘攘的游客,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當下,對于異鄉人來說,到北極村就是為了“最北”兩個字。人們找北,找到最北,似乎更多源自一種對地域乃至生命邊界感的好奇。那么,對于身在其中的人來說,“最北”又意味著什么?

在第二天的采訪中,我隨時隨地把它拋給最北學校的老師們。他們搖搖頭,說自己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我不放棄,鼓勵他們:“沒關系,那就現在想一想。”

有意思的是,雖然他們每個人都說沒想過這個問題,但每個人講的故事里又都有“找北”的成分。

比如校長馬建國,上大學時學的是地理專業,教授曾在上課時對他們說過“,咱們中國,南有三亞,北有漠河,漠河是中國的北極,定會有發展”。1997年,被教授“忽悠”的他,帶著對未來的憧憬,一頭扎進了漠河從教,再也沒有離開。新世紀以來,在林區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與采伐相關的人口大量外流。馬建國和同事們見證了上述變化給教育帶來的沖擊,非常無奈:學校不但留不住好老師,學生數也急劇萎縮,以前一個班級五六十個學生,當時就只剩下八九個學生,校園里空蕩蕩的。

擔任校長以后,馬建國采取各種辦法,提升學校的教學水平,豐富學生的課內外活動,挖掘學校的辦學內涵。近年來,學校的學生數觸底回升,不僅一個生源都沒有流失,反而每年都有五六個外地學生慕名來學校上學。

說起自己的故事,馬建國越說越激動,冒出一句:“我覺得,最北就是祖國最偏、最遠、最艱苦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教育堅守的地方。”說完,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回來后,我們在為“最北學校”視頻提煉主題時,很自然地就把切入點定為“在‘最北’學校找北”。

完美之下,寸草不生

前些天,我收到馬校長發來的微信,語氣有點生氣,還轉了個鏈接,說覺得其中的內容“過于夸大”,“否定了其他邊疆教師的付出”。

我點開鏈接一看,原來是某網站制作的關于王忠雷、于晶夫婦的視頻。兩人是北極鎮中心校下屬教學點——北紅村北紅小學僅有的兩位老師,也是我們拍攝“我在邊疆當老師”系列視頻的采訪對象。

說實話,如果沒有到過北紅村——我國地理意義上真正的最北村落,如果沒有走進北紅小學采訪過兩位老師,我會被視頻里呈現的一切感動得熱淚盈眶,并且相信視頻編導想傳達的每一個字,更會進而產生一些錯誤的認知。比如,我會認為到我國最北小學任教,完全出自王忠雷、于晶自愿,而非命運的一個玩笑——王忠雷報特崗教師時誤以為北紅小學在縣城;會認為王忠雷、于晶之所以在北紅小學堅守,忍耐孤獨寂寞,克服生活上的種種困難,完全出自他們喜歡、他們愿意,而忽視了他們和環境的互動,忽視他們在溫暖邊疆孩子的同時,也被孩子和家長們溫暖;甚至會進而認為沒有了王忠雷、于晶,學校就辦不下去了,而他倆就應該在北紅小學當一輩子老師,如果他們有一天想離開,就是對邊疆教育的“背叛”。

換句話說,不負責任的敘事,極有可能變相“綁架”兩位老師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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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報刊社“邊疆行”黑龍江報道組與當地師生合影。 王友文 供圖

事實上,去北紅村之前,在查找王忠雷、于晶的相關報道時,我就有一個疑問:為什么幾乎每篇報道都要強調兩人放棄了原本只是“可能”得到的優越條件,心甘情愿到邊陲村小為教育奉獻?這完全不符合“85后”年輕人的真實心態。而且,幾乎每篇報道所持的“口徑”都不一樣。有的說王忠雷本可以在齊齊哈爾一所中專當老師,為了到北紅小學當老師,毅然放棄了;有的把王忠雷大專畢業的學歷直接“提升”為本科;還有的,則把于晶到北紅小學任教的原因完全歸功于王忠雷的大力勸說……仿佛不這樣強調,就不足以說明兩人對邊疆教育的無私奉獻。

到了北紅小學,和王忠雷、于晶逐一核對事實之后,我啞然失笑。那些報道大多建立在夸大甚至虛構了某些事實的基礎上,從而塑造了兩個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完美到不接一點兒地氣,遠離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

那些報道這樣寫,原因何在?我猜想,一種可能是記者沿襲了以往高大全的人物報道方式,除了這種方式,他們不知道還有什么手段才能展現人物的特點。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記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走進采訪對象的內心世界,去聆聽他們的心聲與真實訴求。

在我看來,所有的“不愿意”或是“沒有能力”,都源于“身份”“視角”的疏離。由疏離制造的完美,走近了看,只會給人一種“大樹之下,寸草不生”的感覺。

邊疆教育,自有邏輯

“神化”兩位北紅小學的在職教師,很可能會不自覺地遮蔽以往曾為學校艱苦付出的人。馬校長的憤慨,也和這個問題有關。

采訪中,我們了解到,在王忠雷到來之前,北極鎮中心校只要是教齡在10年以上的教師,所有人都曾去北紅小學支教過,長則5年,短則半年,有的老師還去過多次。老師們告訴我一段“佳話”,說的是中心校副校長劉永奎曾在北紅小學支教長達5年。由于當時劉永奎的女友在鎮衛生所工作,只要沒遇到大雪封山,他每天放學后就駕駛著他的大摩托車開3個小時到鎮上,和心愛的姑娘見上一面,再返回村里。

想想那場面,學體育出身的“帥哥”老師一騎絕塵而過,“拉風”!只是,這個故事浪漫中又有辛酸。每年,北紅村的冰封期長達8個月,當地人都形容是“外面進不來,里面出不去”。在“出不去”的日子里,劉老師怎么辦?他本人告訴我“:可以每周末到邊防連隊打一次固定電話。”是的,這就是2009年之前不通水、不通電、不通郵、手機信號無法覆蓋的北紅村。當然,值得欣慰的是,后來姑娘被劉老師的誠心打動,兩人喜結連理。再后來,劉老師結束5年的支教生活,回到北極村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每一個看似輕易的結局背后,其實都有著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支撐這只手運行的,則是邊疆教育管理的基本邏輯。這種邏輯和教育教學仿佛沒有直接的關系,也沒有人去正兒八經地研究、總結過,但它卻是邊疆的鄉村教育管理者們每一天都在實踐并不斷驗證的。它涉及的很多問題可能擺不上臺面,寫不進研究論文里,但這些問題都是真實存在且切切實實影響到鄉村教育運轉的。比如,一個單身男教師可以獨自一人在邊境小學堅持多久?他在當地的吃飯問題怎么解決?派已婚女教師去偏遠教學點多久合適,派一個人去合適,還是有伴合適?偏遠小學教師短缺,教研問題怎么解決?學校需要和邊防連隊建立怎樣的關系,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獲得連隊的幫助與支持……

在我看來,馬校長簡直是個“人精”,他對鄉村社會和鄉村教育的運行結構爛熟于胸。“讓一個年輕教師單槍匹馬長期守在北紅村,根本不現實。”他管理中心校和教學點,有一套沒有總結成文但實際證明簡單好用的理論,比如,把年輕教師的個人發展、婚戀等問題通盤考慮。在他的大力運作下,2012年,王忠雷曾經的校友、當時的女友于晶通過招考,編制掛靠縣育才中學,人則進入北紅小學先工作,后來經過不斷調整,正式調入北紅小學,和王忠雷團聚。

馬建國還干過很多“神奇”的事情。比如,蘭州大學政教專業的研究生郭素麗,畢業后一心一意跟著丈夫——一位邊防軍人來到北極村,工作解決不了,只能在周邊打零工。馬建國偶然認識了郭老師,聽過她的試講,覺得很不錯,想起學校還沒有研究生學歷的老師,決定為學校引進這個人才。為郭老師跑編制、解決教師周轉房,許許多多在當地人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要心存為了學校為了孩子這個信念,沒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也沒有什么是他不敢跟上級開口的。在一些地方,從來只有上級部門跟下級部門“借調”人員,中心校教職員工緊缺,馬校長居然打報告從鎮政府“借”來兩個人輔助校園管理。

采訪中,我甚至有這樣一種感覺——邊疆地區、偏遠地區的鄉鎮中心校校長,基本上等同于當地的社會活動家。而要具備社會活動家的能力,不但需要長期的扎根、無私的奉獻,還需要許多人生智慧與生存智慧。

我更進一步想到,有時候,研究者、政策制定者這些“外人”站在各自的立場,可能很容易對邊疆教育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或建議,但這些意見和建議的落實,最終還是要靠身在邊疆的教育者努力實現。邊疆教育的發展走向,應當由從邊疆走出的人與現在仍在邊疆堅守的人來共同決定。

歸根結底,邊疆教育的邏輯,并不外在于教育而存在,很多時候考驗的是實施者的能力。并且,越是邊遠的地區,越是需要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加入。

(作者系本刊記者、中國教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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