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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立法:蓄勢待發

發布時間:2019-07-04 作者:本報記者 張貴勇 來源:中國教育報

進入新時代以來,關于家庭教育立法的呼聲逐漸增強。在近日由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的“聚焦家庭教育立法”學術沙龍上,與會專家從教育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研究角度,圍繞家庭教育立法應如何定位、政府應履行怎樣的職責、立法的調整對象等重要問題展開討論,展現了家庭教育立法研究的前沿成果。

順應時代發展要求

“家庭教育立法是我國教育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健全家庭教育治理機制的迫切需要。”首都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田漢族指出,隨著社會轉型和發展,家庭教育的性質和功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當前需要做的是深化相關研究。

關于家庭教育立法的定位,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勞凱聲指出,應定位為家庭教育促進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促進家庭教育的能力提升。

討論家庭教育立法的社會背景時,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羅爽認為,一是隨著青少年社會問題特別是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日益突出,家庭教育不當已成為導致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和不良行為的重要誘因,家庭教育的外溢性愈發明顯。二是家庭結構的變化導致家庭教育功能逐漸弱化和衰退。“核心家庭中的父母用在孩子身上的精力相對減少,且得到來自家庭內部的支持也越來越少,急需外部力量的幫助。”

在羅爽看來,由于家庭教育問題開始具有公共問題的性質和特征,原有的以個人利益為本位、以家庭自治為原則、主要調節家庭教育內部關系的私法機制,難以對家庭教育進行全面的調節,不再能滿足家庭教育發展的需要,“這就要求一種新的家庭教育法律調節手段的產生,它是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以適度干預為原則、主要調節家庭教育外部關系的法律機制。鑒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復雜性和專業性,這種新的法律機制必須通過專門立法的方式來予以體現。”

對此,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陳正華補充說,家庭教育立法應十分審慎,要避免對家庭教育權的侵害,“不使家庭教育喪失其應有的特色與個性”。

合理確定政府責任

從現實來看,目前我國已經在進行家庭教育立法的探索,目前重慶、貴州、山西、江西、江蘇已經推出5部地方“家庭教育促進條例”,凸顯對家長的指導和幫助之意。

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麗穎認為,家庭教育立法要在構建終身學習教育體系的基礎上,幫助和指導父母學會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與孩子共同成長。“當父母學會做一個合格的教育者,孩子在學校教育體系中會更加適應,進入大學學習家庭教育課也是為將來做好父母做準備,這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教育指導和幫助體系。”

“家庭教育立法屬于社會法的范疇,應主要圍繞家庭教育指導這個核心內容展開,主要功能是通過建立制度來配置資源,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這種支持具有普惠性、基本性和公平性的特點。”基于此,羅爽認為“主要調整機制是政府機制,應由政府來承擔家庭教育指導管理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主要責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葉強博士認為,合理確定家庭教育的政府責任,需要明確家庭教育權的基本權利性質。由家庭教育權的基本權利地位出發,政府相應地要履行不侵害義務、保護義務和給付義務,其中的關鍵是如何落實給付義務。

家庭教育立法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康麗穎舉例說:“我國臺灣地區的家庭教育做得比較好,原因之一就是法律配套特別完善,且能夠落地。臺灣地區相繼頒發了《家庭教育法實施細則》《家庭暴力防治法》《志愿服務法》《志工倫理守則》等系列相關法律法規來保證家庭教育的組織和實施。這種立體體系對構建良好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非常有幫助,值得我們學習。”

葉強認為,首要的解決思路是確立一個有效的家庭教育主管部門,建議整合相關部門的職責,成立家庭、婦女、兒童與老人部,專責家庭教育工作。“如果這一制度設計不能實現,可以考慮發揮各職能部門間聯席會議的作用。在確立家庭教育主管部門的前提下,政府責任的立法規范內容主要是:政府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和推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市場化培育。”

考慮兒童權利最大化

“家庭教育立法涉及政府、學校、家庭、父母和兒童,但我們恰恰沒有談的就是兒童。”勞凱聲強調說,聯合國提倡兒童利益最大化已經有30年的時間,但兒童的利益如何最大化,尤其是兒童希望在家里面有個什么樣的教育環境、希望和家長、社會、學校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這些都需要向兒童求解。“要從兒童權利的最大化角度出發,來全面重新思考家庭教育立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種問題。”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何穎博士指出,家庭教育立法的目的是保障兒童的利益,保障兒童最大權益是國家的重大責任。“家庭教育的差異和個性是社會多樣性的基石,因此政府的干預應保持審慎克制,避免對私域進行過多干涉。”

“家庭教育權是父母的基本權利,是以憲法第49條的規定為其規范基礎的。”葉強認為,從學理上講,父母權利是一種具有自然屬性的權利,是利他而非利己的,主要是為兒童利益服務的。“針對當前家庭教育資源不足的現實,有必要針對具有家庭教育風險的家庭建立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導和家庭救濟機制。”

“通過立法,政府可幫助家庭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對孩子的教育責任。”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崔俊杰博士認為,公共服務理論是國家保障家庭教育的責任基礎,政府應承擔教育、指導、救濟保障的具體職責。因此,“家庭教育立法的重點是政策責任的分配和匹配,應著力解決組織機制不暢通、政府兜底保證不夠、指導不規范和不充分、父母的履行義務不能或不充分等問題。要注意平衡不同權利和義務之間的關系,在滿足家庭教育需求的同時,營造更好的社會環境”。

專家觀點

應重視家庭教育的私事性,立法干預是有限度和邊界的,要正確處理國家與民間、政府與家庭的關系。在立法規范中,可借鑒治理的理念,通過協商、自治等機制和鼓勵、倡導等方式來促進家庭教育能力的提高。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勞凱聲

孩子健康成長所需的理想教育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層面的教養、學校層面的教學和社會層面的教化。要對學校教育指導家庭教育、非家庭教育指導家庭教育、外部過多侵入從而削弱家庭教育權利等行為保持一定的警惕,保持家庭教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陳建翔

中國家庭教育的變遷歷經三個階段,分別是中國傳統社會禮法結合的家庭教育、社會變革中的家庭教育和新時代的家庭建設與家庭教育。開展家庭教育立法,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制度、機制、模式很重要,家庭教育立法的創新就是要在制度層面促進相關指導服務的落實和落地。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康麗穎

從外部角度看家庭教育立法,要處理好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的關系,特別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關系,學校做家庭教育指導工作,應該圍繞家校合作促進兒童成長來進行。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王東

家庭教育立法的實質是家庭教育公共性的法律保障機制,主要是通過對家庭教育領域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部分進行調節,以達到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它的法律規范包括兩類,一類是強制性規范,一類是倡導性規范。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羅爽

家庭教育要立法,但不必專門立法,可以在其他部門法中得到解決,或者在修訂已有法律的過程中去解決家庭教育目前存在的外溢性和公共性問題,去幫助有關家庭教育的外部關系得到調整。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陳正華

家庭教育法除了有教育和指導功能以外,還有保障和救濟的功能。比如為了解決諸如留守兒童家庭、經濟困難家庭、殘疾兒童家庭等家庭的教育資源匱乏問題,需要通過立法督促政府履行職責。

    ——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崔俊杰博士

中國目前推動家庭教育立法的主要是全國婦聯和教育部,從現實來看有不少障礙。家庭教育并不單單是教育問題,也跟社會救濟有關,是社會系統的問題。因此目前需要重點考慮的,是如何把政府的責任落實下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葉強博士

《中國教育報》2019年07月0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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